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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史話之六:暮色中的希臘十字
POST?鄧智勇/來源:作者

西羅馬滅亡于476年,而東羅馬則一直延續到1453年,也就是說差不多比西羅馬命大了1千年。這1千年里并非只是平平淡淡偏安于邊陲,也有過轟轟烈烈,有過輝煌,當然也有日薄西山與茍延殘喘。否則哪會陷落于異族之手?

相比西羅馬的威脅全部來自于野蠻的日耳曼民族,多數是北方,僅僅汪達爾是從南方來;東羅馬則東西南北四面八方都不安寧。西邊是巴爾干半島,這里一直是火藥桶,攻擊西羅馬的日耳曼同樣沒有放棄騷擾。南邊是來自地中海的威脅,比如富甲一方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集團,以及西方教廷意識形態的脅迫等等。東邊更不是太平世界,我們早說過近東是歐亞大陸與非洲的十字路口,各種人群遷移的必經之地,各種文化你方唱罷我登場,唯一不缺的就是戰爭。因而從這個方向來的則是無休止的游牧民族的沖擊波,第一波是阿拉伯,第二波是突厥,第三波是蒙古-突厥。最終亡也亡于突厥,年輕的穆罕穆德蘇丹。這些沖擊波基本屬于穆斯林世界。因此,某種意義上說,東羅馬帝國能夠在上千年的歷史的風雨飄搖之中而屹立不倒,就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塊難啃的骨頭,就已然是個奇跡。

東羅馬帝國的整個歷史的皇帝中最重要的莫過于君士坦丁(Costantine,306-337)了。他干了兩件事使得羅馬史乃至世界史、宗教史從此轉向。第一是他于330年把原來的希臘殖民地拜占庭(Byzantium)作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稱作新羅馬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即君士坦丁堡(Costantinople)。第二是受洗成為基督徒,并于313年頒布米蘭法案(Edict of Milan),正式承認基督教是合法宗教,基督教從此走上正途。

拜占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來自雅典的近鄰邁加拉(Megara)城邦的移民在這里建立起了殖民地。因此從那時起這里就是希臘世界的一部分,講希臘話,文化也是希臘文化。君士坦丁本人同他的先輩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及后繼者查士丁尼(Justinian)等這些羅馬皇帝中擲地有聲的人物一樣,都來自于被拉丁化的Illyria(伊利里亞)地區,講拉丁語。東羅馬帝國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地變成了拜占庭帝國,其中的分界線是8世紀。(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從小小的康士坦丁城開始逐漸成長,到6世紀時人口已達約50萬,遠超羅馬當時的20萬,而羅馬人口高峰時曾達約100萬。東羅馬帝國雖從希臘化的王國中也吸收了不少東西,但到6世紀末,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國其他城市里的生活,還在相當一致的制度下延續了羅馬的模式。拜占庭人看來生性要溫和一些,不如羅馬人殘暴;與圓形劇場相關的血腥競技從來都不受待見,斗獸場了無影蹤。不再是民主社會,普通大眾就不再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任何角色,廣場也就變得不再是公眾集會的場所了。公共澡堂仍然重要,賽馬場的馬車賽跑成了主要的公共娛樂活動,半官方的團體支持著主要的參賽選手。6世紀初以前,東方的資源還未曾有過絲毫的短缺,盡管西方的狀況該是大大惡化了。從公元6世紀晚期起,所有的建筑工程的規模都小了很多。甚至在此之前,因森林地區被砍伐光了長而直的木材業已罕見,并且許多早期的大理石產地被外人占領,或者那些采石場已經荒廢,于是越來越依賴于對早期建筑物的修救。(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基督教合法化后,教會建筑特別是教堂就變成越來越重要的宗教建筑,但它們并非肇始于此。上篇說到:“對于廣大處于社會底層的基督教教徒而言,這樣的場所除了要容納相當人群并適合各種天氣外,還要避免一些不好的因素;首先不能夠是異教徒的圣地圣殿,也不能夠太奢華,還不能產生不好的聯想。最后,只有巴西利卡在當時最能滿足這些,施工周期還短。”早期基督教時期是資源貧乏的時期,它在技術上的發展不怎么顯著。最常見的新建筑類型是在較古老的巴西利卡上的一種變形——一個狹長的矩形大廳,通常是木屋頂。可能進一步發展了木桁架屋頂(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隨著帝國4世紀日益增長的基督教化,施主供奉給教堂的越來越多,不久后教堂靠獲贈擁有了龐大的土地和其他財富。這種形制進一步發展,在平面上展開為一個明顯的十字,這種類型就是所謂的拉丁十字(Latin Cross),為天主教教堂的基本形制,并且逐漸發展為羅曼式(Romanesque)和哥特式(Gothic)教堂。當然這是后話了(下一篇再展開)。

大規模的世俗建筑的建設也并未隨之結束。但正是在為教會而建的新建筑——朝拜之地、紀念物和洗禮堂——中僅有的新形式生成了。矩形的巴西利卡并非是教堂采取的唯一的形式。更集中式的平面也被采納,其焦點在中心的豎直軸線而不是縱向的水平軸線。它們有兩種可能的羅馬原型:圓形的神廟和集中式的觀眾廳或在后期羅馬宮殿中變得典型的花園亭子。為了洗禮的需要,如此一個單純的圓、八角形或其他集中式平面顯然也好使,因此幾乎普遍被采用。這種平面上更集中,也呈內斂的十字,并向豎向發展的形制就是所謂的希臘十字(Greek Cross),為東正教的基本形制。(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在拜占庭幾乎普遍用到了穹頂和與之相關的集中式平面。教堂的趨勢卻還是把整體局限在一個方內,穹頂位于中心上方,通常十字交叉的四個臂其端部既可能是方也可能是半圓。通常情況下,主體半圓殿(apse)含有祭壇,它可以突出在整個方之外,而較小的突出可以在兩側副區的角落,副區即為人所熟悉的pastophoria,為牧師專用。最后,在希臘和君士坦丁堡,支撐穹頂的柱墩縮減成單一的柱子,所有原先由柱墩抵抗的側推力則都傳遞給了外側的墻。大約在同一時期,把神圣區域圈在東部的半圓殿(apse)變得風行起來。高度在比例上增加了,部分地彌補了平面上尺寸的縮減。做到這點部分地是靠提高中心穹頂的高度把它放在一個高高的鼓座上,外觀的重要性也加強了。(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不再有羅馬混凝土,但取代它的是也很棒用作承受大荷載的柱墩的方琢石砌,以及用混合了碎磚的灰漿粘結而成的磚結構。兩種情況最終也如從前一樣外飾粉刷飾面,或者大理石、馬賽克貼面,外觀因而看起來跟羅馬建筑也差不多。羅馬形式的柱墩、拱頂、和扶垛也在用。最終,拜占庭建筑師為拜占庭建筑作出了最精彩的貢獻——帆拱(pendentive)。帆拱可以說成了后期拜占庭建筑的典型特征。簡單來說,帆拱是把平面的方轉換為穹頂的圓的過渡部分,大致呈三角形。當一組帆拱中的每一個從正方形的角上升起時,它逐漸與其鄰近的帆拱接近直到四個帆拱匯聚成一個完整的圓。拜占庭的帆拱正常情況下由磚以及一些抵抗上面外推力的結實的襯墊筑出。在最后的圓之上通常有一圈石頭的檐口,檐口之上就建成穹頂了。(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拜占庭穹頂和其他拱頂也幾乎總是由磚建成,磚常常以避免或減少向中心對齊的必要方式來砌筑。拱和穹頂的輪廓通常都是半圓的。廣泛應用了外露的綁結鐵件和在拱的發券之間的木質跨件,盡管后者若不是作為支撐物更有利也可能主要為了方便施工而用到。最終,可能在9或10世紀有了首次使用飛扶垛(flying buttress)這種類型,后來變成了哥特建筑的特征。(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查士丁尼可以說是東羅馬帝國最后一個輝煌的皇帝,他戰功彪炳,還差點就統一了東西羅馬帝國,使得地中海差點再次成為帝國的內湖。也是在他的手中,東羅馬帝國最偉大(尺度也是最大號的)的教堂圣索菲亞教堂(Hagia Sophia)開始興建。窮兵黷武以及大興土木的結果是整個經濟遭受重創乃至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一時的壯大事后被證明是種回光返照。很快地,意大利又陷落于蠻族的倫巴底人(Lombards),北方的巴爾干淪陷于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以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淪落于阿拉伯人。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亞教堂(Hagia Sophia,532-537年),或被稱作神圣智慧教堂在6世紀的基督教教堂中一枝獨秀,其影響也是巨大的,以至于以后所有的拜占庭建筑都是這個巨人陰影下的產物。并且其影響很快也傳播到了東歐國家,甚至在10世紀也遠及新興的俄羅斯國。

圣索菲亞教堂位于古代衛城一端部的兩個早期教堂的用地上,沿著城市首要廣場——the Augusteion的一邊——離皇宮只有很短的距離。隨著君士坦丁堡重要性漸增,它的主教變成了大部分東方教堂的教主,Hagia Sophia教堂于是不僅成了主教堂,也成了教主教堂。

其平面最顯著之處在于把強調縱向的巴西利卡(拉丁十字)與強調向心性的穹頂(希臘十字)結合在了一起。教堂主體集中在一個矩形(差不多70m×75m)內,半圓殿(apse)突出在東端,庭院之后的雙前廳位于教堂西端。教堂中心是一個邊長恰好為100拜占庭尺(31.2m)的正方形。

竣工后僅30年穹頂就塌了一部分,就不得不按照一個改良的設計重建。設計中并非全都是深思熟慮的,而是經歷了不斷試錯的過程。南北側主拱之下是窗戶填實的墻被稱作中耳(tympana)。本來可以普照室內的自然光線被填實的窗戶以及加建的抵住外墻的龐大扶垛(buttress)給擋嚴了。最初,穹頂比現在低,而且穹頂下的方形的基座也沒升得那么高。兩個大半穹頂在后來的幾個世紀里重建了。可見,像扶垛這樣重要的建筑構件并非是建筑師一開始就迸發的聰明才智所為,而是吸取失敗工程經驗的教訓之后無奈的產物。同理,外面還加建了許多其他內容,原本是為了加固對圓頂和其他高拱頂的抵推,后來在16世紀及其以后變得更豐滿而用作清真寺。除了做的這些加法外,也有不小的損失。比如,庭院的大部分都不在了,現在被一個博物館花園所取代。

主體結構,部分地由大型的石灰巖和當地花崗巖石塊建成,且對縫很好;部分地由磚建成。磚通常是羅馬的扁平的貼片狀比例。方琢石用于柱墩的較下面部分,但在較高的標高以及甚至在首層作拱時就由磚取代。

阿拉伯人穆罕穆德(Mohammed,569-632)像耶穌一樣,自稱是神諭的傳達者,而改革基督教,創立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壯大以及阿拉伯的崛起卻是在他死后。穆罕穆德622年遷徙到麥地那(Medina),這一年被定為伊斯蘭歷的元年。阿拉伯從部落發展為王國最后演變成伊斯蘭帝國,其東西南北擴張之迅猛,不輸于當年的羅馬。732年,今天法國的圖爾斯(Tours)都被阿拉伯攻陷了。到了751年,其疆域何其廣闊!今天哈薩克的塔拉斯(Talas)、巴基斯坦的信德(Sind)、西班牙的庇里牛斯山(Pyrenees)劃定了阿拉伯擴張的邊界。而在717-718對君士坦丁堡圍了一整年(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奧馬爾(Omar)像秦始皇一樣,不再給追隨者分封土地,而是授予政府的職位和相應的薪酬。穆斯林的擴張跟其寬容的宗教政策分不開;僅僅是對非穆斯林收的稅高于穆斯林而已(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而羅素則在他的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中說穆斯林不交稅)。這一政策大大促進了被征服地區對伊斯蘭教的皈依。

阿拉伯倭瑪亞哈里發王朝(the Arab Umayyad dynasty of Caliphs)在661年把首都從麥地那遷到了大馬士革(Damascus)。隨后的阿拉伯人很快就凋落了,像一陣熱帶風暴一樣。756年退出西班牙,788年摩洛哥,800年突尼斯。西班牙的倭瑪亞王朝一直挺到1031年才被罷黜,托萊多(Toledo)到1085年。到13世紀,僅僅伊比利亞半島的南端的格拉納達(Granada)還在穆斯林手中。(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伊斯蘭帝國中波斯人的勢力日漸興旺,逐漸取代了阿拉伯老貴族,以至于到了750年,阿巴斯(Abbasid)王朝取代了舊王朝,762年首都又遷到了巴格達(Baghdal)。阿巴斯王朝的哈里發不再是阿拉伯的酋長,而變成了政教合一的獨裁者。其中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786-809)是其中最有名的哈里發。哈里發王朝也出了不少數學家、科學家,不過他們與其說在創新不如說更多地是起到保護希臘羅馬古典學術的作用。阿巴斯王朝不僅因其富庶、壯麗而著名,也因為其在宗教事務中的寬容而著名(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遠不是今天中東穆斯林給人的偏執印象。到了11世紀,阿拉伯語已經取代希臘語、拉丁語等成了某種世界語,其普及范圍橫掃從摩洛哥到波斯的廣大地區,今天依然如此。(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同時期的拜占庭帝國也相當強勢,尤其在9世紀早期至11世紀早期達到鼎盛。與當初的西羅馬類似,各省的軍政事務皆由外派的將軍把控,而稅負、兵役則由農民來承擔。拜占庭工匠尤其是奢侈品手藝精湛,阿拉伯作者曾經說它們堪與中國貨媲美。拜占庭人依然自稱為羅馬人,但是希臘語無論書面語還是口語都是被接受的國語。宗教上,因克里特島從穆斯林手中重新奪了回來,當地人再次受洗為基督徒,巴爾干半島北部的斯拉夫人也皈依了希臘正教。與西方不一樣,大教主依附于國王,他倆之間親密的、互相幫扶的關系促進了帝國的穩定。總之,這時的拜占庭很像中國的明朝,相當穩定、強大、富庶、志得意滿且閉關鎖國。(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但隨后的拜占庭歷史開始戲劇化的衰退,衰退的一個原因是帝國的征兵制度埋下的隱患。因為這一制度促使了各省軍政大權在握的將軍們的反骨。這些將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拿手下兵士來對抗君士坦丁堡文官的權威,而征的這些農民兵本來是用于邊防的。作為報復,君士坦丁堡的文官解散了這些農民兵,取而代之的是雇傭兵,事后證明,隊伍中有著諾爾曼人、日耳曼人、帕茲納克人(突厥的一支)等外國人的這些人不可靠得臭名昭著。衰退的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愈發封建化帶來的政治問題。各省將軍們和各地的大地主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至于帝國的諸行省均被幾個家族給瓜分了。這些龐大的私產和教會的地產縮減了帝國的財政收入。皇帝沒有錢支付雇傭兵的費用,只好出售國土,這就造成了惡性循環。堅挺了7個世紀的蘇勒德斯金幣(gold solidus)現在都開始貶值了。到了1071年,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四世(Romanus IV)終于在小亞細亞東邊的曼西喀特(Manzikert)慘敗,并被突厥塞爾柱王朝(Seljuks)俘虜。(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突厥人是一種語言學上的區分,而非人種上的區分。大約在970年,突厥的一支建立了塞爾柱王朝。1055年哈里發宣布塞爾柱的領袖下任酋長托格茲(Tughril Beg)為“蘇丹(Sultan)”。

早期的基督教信徒主要是底層弱勢人群,對教義多采取不求甚解的態度,但隨著后來更有知識更有文化的精英階層逐漸地加進來,教徒中對各自理解的教義其差別也就越來越大,最終導致西方的天主教與東方的東正教勢如水火。而且,希臘人與拉丁人各自看對方不順,不喜歡對方的語言、宗教、政治以及生活方式。(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羅馬教皇阿萊克修斯.科穆寧(Alexius Comnenus,1081-1118)口吐金蓮、巧舌如簧,煽動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后還建立了四個國家:埃德薩(Edesa,1098年),安條克(Antioch,1098年),耶路撒冷(Jerusalem,1099年)和的黎波里(Tripoli,1109)。在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商人相比拜占庭商人反而有免稅的特權。這明顯的不公激起了本地人的憤怒,終于演變成一場悲劇。1183年,許多拉丁人被殺,其財產被洗劫。這導致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最終在1204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殘暴地搶劫與屠殺。從此以后直到1453年奧斯曼的攻陷,君士坦丁堡再也沒有恢復元氣。有時候,仇恨的程度不是因為距離太遠,反而是距離太近。同為基督徒的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這種仇殺的慘烈程度,與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對抗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此時(8-12世紀)的拜占庭、甚至穆斯林與西方相比,其文明程度遠在其之上。以至于十字軍東征的士兵來到近東,眼睛都直了,這哪是煽動者所說的野蠻之地?

突厥人與蒙古人的關系,有些類似阿巴斯王朝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關系,即并非敵對的關系而是同盟的關系。蒙古人雖然野蠻落后,但并不干涉意識形態,即容忍當地所信仰的宗教。因此,在突厥—蒙古這組同盟的入侵后,伊斯蘭世界仍然是伊斯蘭,佛教世界依然是佛教;因此仍未改變中東的信仰體系,反而是擴張了伊斯蘭的領域。蒙古人的崛起更迅猛同時也更短暫。鐵木真(Temujin)大約出生于1167年,1206年成為蒙古的大汗,被稱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蒙古語意思就是宇宙的主宰)。成吉思汗于1205-1209征服了西夏。1211年開始攻擊中國北方,1213年跨越了長城。1215年以前就攻陷并洗劫了北京。滿洲1216年陷落,朝鮮則是1218年,西遼1227年。1223年一舉擊敗8萬俄羅斯軍隊,最后死于1227年。他的繼任者是窩闊臺(Ogobai,,1929-1941),繼續征戰。1234年金國陷落。巴圖(Batu)1237年攻占了俄羅斯中部,1240年攻陷莫斯科以及基輔、波蘭、匈牙利直達亞德里亞(Adriatic)海。1242年巴圖因聽到窩闊臺病逝的消息才撤兵。但在伏爾加下游河谷建立了金帳汗國(Khanate of Golden Horde)。隨后的繼任者忽必烈(Kublai)于1277年攻陷廣州,宋朝于1279崖山之戰后陸秀夫背著少帝投海自盡而滅亡。1258年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也陷落了。1260年,埃及的奴隸兵卻令人意外地在巴勒斯坦擊敗了蒙古軍隊,蒙古鐵騎終于止住了令人恐怖的燒殺搶掠的步伐。從此,蒙古人在中東的勢力逐漸衰落下去。究其原因而言,一是蒙古人的人數太少,二是相對于被征服的人民而言又太過原始落后,一言以蔽之這個民族的整個建制就是一個強盜集團。普希金譏諷道,蒙古人就是剝掉了亞里士多德與代數之后的阿拉伯人。無論如何,蒙古人的這一波攻擊,給被征戰與征服地區的人民造成了恐怖的災難,通常是只要敢于反抗就屠城,特別是高于車輪的男子無一幸免,女人則淪為奴隸和工具。并且對被政府地區實行種族主義,蒙古貴族行使粗鄙的所謂初夜權。總的說來,這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一直退到叢林中的原始人甚至動物狀態。成吉思汗及其幫兇對蒙古人而言是英雄,但就其殘暴的行為和令人發指的獸行實則是十惡不赦的暴君、劊子手,將會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蒙古衰落下去后,其突厥盟友再次復興成為中東的統治力量。1299年,奧斯曼宣布從塞爾柱王朝獨立出來。1340年開始襲擊異教徒基督國度。1354年跨越海峽獲得歐洲的第一個落腳點,在加里波利(Gallipoli)設了邊防。1362年占領安德里安堡(Adrianople)1384年占領索菲亞(Sofia),圍攻君士坦丁堡。帖木兒(Timur)于1369年攻占了撒馬爾罕(Samarkand),并摧毀了伊爾汗國(Ilkhanate)、金帳汗國后,奧斯曼決定把撒馬爾罕作為帝國的首都。他1405年去世。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于年輕的穆罕穆德蘇丹。這是拜占庭帝國作為一個政治整體的結束,也意味著拜占庭這個穆斯林在近東的最后一個難啃的骨頭終于被啃了下來。但這并不意味東正教堂的結束,因為東正教的教堂在俄羅斯等其他中歐國家仍然存在著,正如羅馬滅亡了,但羅馬的天主教堂依然存在著地那樣存在著,直到今天都依然熠熠生輝,是各國建筑藝術的瑰寶。

回過頭來看看伊斯蘭教的擴張之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569-632,地中海成了穆斯林的內湖,其勢力由地中海擴張到歐亞大陸。第二個階段1000-1500,印度洋成了穆斯林的內海,其勢力從歐亞大陸變到全球。(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不難看出,圣索菲亞教堂之后的拜占庭建筑史是一部虎頭蛇尾的歷史。發明創造并未停止,但是以后的教堂缺少了圣索菲亞教堂及其最近的同代建筑和后繼者的那種力量、莊嚴和活力。后期教堂建設最后的一個特色是頻繁地在老建筑的基礎上加建新的教堂或小教堂。

康士坦丁或者查士丁尼操縱的世俗建筑的建設比他們的新教堂的建設還要量大得多。其中占大比例的為戰爭防御而建。隨著6世紀后城市生活的總體衰落,非教會的工程總量肯定是大大地減少了,可能比新教堂減少得還多。大眾娛樂的主要場所是賽馬場,實際上跟羅馬賽馬場一模一樣。它也成了公眾集會的主要場所。澡堂繼續修建,并且與之前的大致一樣,事實上土耳其征服者來了很久后仍然按羅馬的先例建起了新的澡堂。君士坦丁堡出名的那些世俗建筑著重顯示了它自身與后來羅馬帝國的建筑的連續性與相似性。

拜占庭建筑中沒有羅馬的島式和獨立式住宅那種實例,幾乎都是院子。后來的宮殿建筑顯示了來自西方的相當影響。大皇宮是一群許許多多不同的建筑——像羅馬、Tivoli和Piazza Armerina早期的宮殿。公立和私立的公寓、教堂、小教堂以及柱廊都圍著院子、水池和噴泉而建,形成一個大大的帶圍墻的院落。

只是在拜占庭統治的最后世紀里,才可以看到一項值得注意的不同形式。所謂的Porphyrogenitus宮(13世紀后期)是一座單純的矩形平面的三層樓,開間窄到中間無需支撐,承重的對第二層來說是拱或對第三層來說木梁。除了大多以精致的琢石建起來的墻體在裝飾上的多彩立面處理而外,在特征上它更西方一些。(參見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總結一下拜占庭的價值,無非三點。第一,古典文化的保存者。希臘羅馬的優秀文化傳承和學術書籍自西羅馬滅亡后就不復存在了,待西方文藝復興,復興的正是希臘羅馬的古典傳承,幸好東方還有。故沒有東方的拜占庭,就不會有西方的文藝復興。第二,地中海經濟的推動者。拜占庭的經濟是整個地中海地區在中世紀最有活力的地區,拜占庭的貨幣蘇勒德斯金幣(gold solidus)成為當時的國際貨幣,好比美元在當今的地位。第三,文化上知識與藝術財富的拯救者。拜占庭之于斯拉夫正如羅馬之于日耳曼,是后者的老師以及宗教與文明的源泉。(參見L.S.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萬幸的是,突厥人對圣索菲亞教堂以及雅典衛城的帕提農神廟等這些異教徒的遺物,不是采取的是一把火燒光這樣簡單粗暴方式,而是小心翼翼地改造為清真寺而為我所用。暮色中的阿雅索菲亞清真寺依然壯麗,突厥人新增的一根根邦克樓直沖云霄。

 

2019年12月22日星期日

于廣州

 

 

20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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